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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普世化的基本路向

河洛历史风云网 http://www.toenjoy.cn 2019-02-12 00:55 出处:网络 编辑:







  在现代新儒家看来,儒学的现今命运与未来前途取决于儒学能否真正实现现代化。可当他们为了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而设计种种现实可能时,他们的思考又仅仅着眼于儒学如何在内容和形。式上实现现代转化,以适应现代。要求、解。决现代问题,而。没有思考一个更应思考的问题,即儒学如何赢得现代。民众的真诚的情感认同。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儒学若不能赢得民众的情感认同,那么它即便在内容和。形式上取得了现代性也不可能发挥现代作用。不能发挥现代作用的所谓儒学现代化,只能是一种观念中的构想,没有现实意义。为了避免将儒学的现代化引向空谈,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如何使儒学化为。现代民众自己的观念。儒学化为现代民众的观念,也就是争取现代民众认同儒学。争取现代民众认同儒。学,也就是消除不利。于现。代民众认同儒学的因素,使儒学成为现代。社会普遍的价值认同,实现儒家道德、儒家理想的普世化。我们认为,儒学的普世化是儒学。走出现代困境、完成现代复兴的根本出路。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儒学的普世化,使儒家理想真正成为全社会每一个成员一致的认同。这是。一个很。难取得共识的问。题。尽管如此,本文仍乐于阐述以下观点:儒学能否普世化取决于儒学能否世俗化,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一


  既谓之“普世化”,其讨论的对象,当然就不是个体,而是群体。“人能群” [1],是人的本质特征,它既揭示了个人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种族、民族和阶层而。生存,也揭示。了任何群体。都不可能绝对独立于其它群体而存在。则就人的这个。本质而言,人既是全球性的存在,又是本土性(民族性)的存在。因此,“普世化”就其含义分,应有广狭之。别,广义的“普世化”,也就是全球化,是指一种文化精神的全球共识;狭义的“普世化”,乃区域化,是指一种文化精神的。全区域共。识。从对某种文化精神取得共识的意义上看“普世化”,就会明白对“普世化”无论作广义还是狭义的限定,它都不是指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普遍实用性,而是指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对一种文化精神的普遍认同,也就是说某种特定文化意义下的精神价值转化为不同人群之共同的价值取向。既然“普世化”如此看来有广义狭义之分,则探讨儒学普世化,就应有全球意识下的普世化与本土意识下的普世化之不同视角,否则,就会流于泛泛而论,不利于把握问题的实质。但无论是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构想还是刘述先关于“理一分殊”的阐释,都是在倡导全球意识下的儒学普世化,希望“以儒家道德哲学响应全球伦理的挑战”[2],以儒家的思想资源“支持建构世界伦理” [3]。这种探讨,对于提升儒学的价值是有意义的,但也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儒学普世化仅。仅是指地域性的儒家思想如何实现其全。球价值、全球意义,殊不知儒学在其赖以生存的本土现今竟也出现了决定其命运的普世化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坚持从本土意义下的普世化这一视角来探讨儒学普世化的基本路向。我们认为,如果儒学在产生它的故乡都难以摆脱生存困境,那么谈所。谓儒学的全球意义、全球价值就变的毫无意义,因为就如同没有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样,根本就不存在绝对超越本土价值的全球价值,儒学要让人相信它有全球价值,它首先要让人相信它有本土价值。


  本土意识。下的儒学普世化研究,从研究对象上限定,不妨。区分为两大研究范围,即分为东亚文化区域和华人文化区域。这里所谓“东亚文化区域”,是指东亚文化圈中除中国大陆和港台的所有区域。这里所谓“华人文化区域”,不同于杜维明先生的“文化中国”,它不包括非华人而又。认同儒家思想的极少数学者[4],而仅仅指中国大陆和港台的华人及移居海外的华裔人群。这。两大区域的共性,是它们都有儒家文化的背景,但就文化。认同来看,各自的差异十分明显。对于“东亚文化区域”来说,其对儒学的认同,是属于对输入文化的选择。既是选择,就有很强的目的性和意向性。而从很强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出发。的儒学认同,很难说不是对儒家精神作实用性的曲解,所以就出现了日本的儒学认同,不同于韩国的儒学认同;韩国的儒学认同,也不同于新加坡的儒学认同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表明“东亚文化区域”的儒学。认同其实。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模仿,未必不意味着儒家根本精神的失落,例如,儒家伦理思想本来强调以仁义规范忠孝,将天下为公引向“民胞物与” [5],以落实“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6]情怀,但“进入日本以后却发生重大的改变。简单说来中土所强调的仁义原。则在日本是居幕后地位,彰显的是具体的忠孝,尤其是以忠为核心的德目。沟口雄三对于公私的分析颇有启发作用。他指出在中国文化传统,所谓天下为公,乃是真正有普遍性的观念。在日本的文化传统,情况却截然有异,公。的极限是为天皇服务,并不能推广到全人类或者整个宇宙而讲‘万物一体之仁’” [7]。既然儒。学在经过这般选择之后已失去了它的根本精神,那么儒学即便对东亚文化区域有影响也不可能是实质性的影响。正因为儒学对“东亚文化区域”的影响不具有实质性,所以儒学在这个区域也不可能深深扎根,成为民众共同的心理沉淀,这就难怪有学者这样断言:在日本“儒教几无影响” [8];而“在新加坡,很多。人对儒学有一种‘先天的’排拒感” [9];更不能责怪新加坡国家领袖对儒学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完全从能否解。决本国现实迫切问的题愿望。出发来提倡儒学或放弃儒学。


  探讨儒学普世化问题,固然要考虑儒学在东亚文化区域内的。存在现状,但更应侧重考虑儒学在华人文化区域内的存在现状。尽管同种同宗,但由于具体的生活环境和所遭遇的生活问题的不同,海外华裔人群的儒学认同应该不同于港台地区华人的儒学认同,而港台地区华人的儒学认同也不可能与大陆同胞的儒学认同完全一致。从道理上讲,出现这样的差异是合理的,硬说全球华人都持一样的儒学认同,反倒不合理。合理的并不注定就是现实。的。如果现实果真如此,海外华裔的儒学认同不同于港台地区华人的儒学认同,而港台地区。华人的儒。学认同又不同于大陆同胞的儒学认同,那么就足以说明即便是华人他们也没有一致性的儒学认同,他们对儒学的认同,也是有选择的。与海。外华裔为寻根意。识所驱使的儒学认同有别,香港人的儒学认同则出于功用愿望,“表面上看来,现代的香港。似乎仍以家族、亲属关系。为基础,其实背后指导的理念已不是传统用人唯亲、不计成败的纯血统考虑,而是出于功。能性考虑” [10]。所谓“功能性考虑”,也就是说是否认同儒学以及认同儒学的哪些思想,要首先考虑它有没有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功能以及它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功能的程度。这种实用取向的儒学认同,对游戏于“中西混合体制” [11]下的台湾政客来说,就又变成了政治魔术:一变而为曲解儒家政治传。统,将忠孝伦理片面地强调为效忠领袖;再变则取消儒学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使儒学成为仅在士林传讲的一种学术;最后演变为一场“台独”名义下的儒学破坏运。动,“将儒学视为外国文化,甚至敌国文化与殖民者文化”来反对,把反对儒学等同于抵制“异族文化”侵略[12]。儒学在港台地区如此实用化,势必将儒家所护卫的道德理想冲荡得一无。用处,使。儒家的“传统的一套也越来越淡薄” [13],造成丢失儒家根本精神之恶果。


  同港台地区相比,儒学在大陆遭遇更严重的生存困。境,因为大陆毕竟经历过“五·四”之“打倒孔家店”和“文革”之“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这两场批儒运动,一个服务于反封建,一个服务于阴谋夺权,固然性质迥异,对儒学的摧残程度亦轻重有别,但造成的恶果却惊人的一致,即它让很多的年轻人相信儒学是反动思想,为。形形色色的反动派所拥护。这种心理沉淀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他们不自觉拒斥儒学。的潜意识,势必造成大陆民众对儒学的学问上的无知和情感上的冷漠。对这种状。况,杜维明先生在他八十年代初来华为。复兴儒学到处演讲时,就有切身的感受,他说他。同大陆的年轻人接触,明显感到“他们对儒学很生疏、很隔膜,对儒学比较精彩的内涵,几乎没有接。触” [14]。二十年以后,经过儒家从业者不懈地宣传,民众对儒学之缺乏了解和情感淡漠的状况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呢?这不是靠逻辑推论就能证明的问题,只能用事实说话,所以这里不妨举两件事为证。其一,在2001年暑假期间,我通过我系学生完成了“现代民众对儒学了解程。度”的问卷调查。这次问卷调查,只拟了三十七道极其简单的题目,希望通过其中十九个题目了解民众是否具备儒学。的初级知识,另十八个题目了解民众是否认同儒家所提。倡的基本道德。从151份有效答卷的统计。结果来看,现代民众迄今对儒学仍然缺乏了解,且不说多数老年[15]人不能区分儒家和道家、道教、佛教、基督教;也不论大多数青年、中年[16]不了解董仲舒、王阳明、王夫之是儒家,就连“了解不了解我国有儒家。”、“儒家的创始人是不是儒家”、“孔子是不是儒家”这样最低级的儒学知识,各个年龄段中都有数人答错或不知如何回答,而且老年、中年对这三题的答错率高于青少年的答错率。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个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不但显示了民众对儒学知识缺乏了解,而且显示了民众对儒家基本道德也缺乏认同。属于儒家基本道。德的题有十八题。对这十八题,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水平的人都能作出正确回答的只有[1。7]的人有十题,答错的人远多于答对的人有六题,而且答错率与文化水。平的高低呈逆向的正比关系,文化水平愈高答错率愈高,特别是一位研究。生,在被调查者中文化水平最高者,但他只答对了十六个题中的两题。其二,2002年5月23日,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在苏州大学礼堂向大学生宣讲“中国的统一与现代化需要儒学,提高全人类的素质需要儒学,世界真正和平需要儒学” [18]。尽管汤先生讲得充满感。情,但得不到大学生的呼应,甚至引起质疑,有同学在提问时明确表示难以相信儒学有那么大的作用。这同。一年前金庸在苏州大学礼堂谈武侠小说价值引起大学生积极热情呼应相比,恰好形成鲜明对照,它似乎表明在现今年轻人对武侠小说的兴趣已远远超过对儒学的兴趣。


  二


  上面的阐述,旨在说明,东亚其它区域自不待说,即便在儒学的故乡,儒学。在现今都遭遇极大的生存困境。但是现代新儒家在把握儒学生存现状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他们看来,在东亚某国,例如韩国,儒学的影响虽然在。减退,但“韩国民间儒家文化影响甚深”,韩国迄今仍。是“一个儒化极深的国家” [19],儒学的对民众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而在中国大陆和港台,虽政治化的儒。学不复存在,儒学已起不到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但精神儒学仍存在,民间儒学仍。存在,儒学对民众的现实生活仍产生极大。的影响作用。这里所谓精神儒学,就是特指现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他们复兴儒学所造成的实际的影响如何,有待调查,不宜轻率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们复兴儒学即便造成一定的影响,其影响。也仅限于士人群,而远没有渗透到广大民众。儒学普世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儒学民众化的问题,换言之,就是使儒学由“士学”变为“民学”的问题。所以,对于探讨儒学普世化来说,探讨。精神儒学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不应成为重点,而应该更重视对所谓民间儒学影响问题的探讨。


  民间儒学,或谓民。间儒家,就传统的意义讲,它相对于政治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精英儒学(作为士人安生立命之本的儒学),是指由普通民众的秉性、风俗、习惯、信仰所体现的儒家精神认同。在封建社会里,“四民士为首”,政治儒学可以通过精英儒学的榜样示范作用落实于民间,变成民间儒学。可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已变成依附阶。层,他们非但不是。社会各阶层当然的道德榜样,而且往往为现代潮流所影响,成为市民价值自觉和不自觉的追求者。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在失去政。治制度保证的前提下,当其信仰主体[20]因失去了社会首要地位而难以产生为民表率的影响作用时,儒学即便为少数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它又如何影响民众,在草根层面发生作用,成为现代民众精神生活的支柱?这个问题须回答在现代儒学通过什么途径影响草根层、落实于民间。但遗憾的是,当现代新儒家为证明儒学的现代作用而强调民间儒学的影响时,就。如刘述先先生所讲,“民间的儒家(popular Confucianism),这是在草根层面依然发生作用的信仰和习惯,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维持勤劳、节俭的生活方式,杂以道教、佛教的影响,乃至鬼神的迷信” [21],他们只是作实。然[22]描述,而回避了对这个理应。回答的问题的回答。回避这个问题似表明他们对儒学以什么方式影响现代民众并无清楚的认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断言: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种民间的儒家在经济上所发生的实际影响似。乎比政治化的儒家还要有更积极正面作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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