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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梁祠的发现与乾嘉时期“访碑第一人”黄易

河洛历史风云网 http://www.toenjoy.cn 2019-10-23 04:25 出处:网络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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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6年八月,黄易(1744—1802)自开封返回济。宁,在途经嘉祥时,他偶然发现了武梁祠画。像石刻。



  本年黄易刚刚升任卫河通判,实际上,自从1778年筮仕济宁以来,他一直留在东。河总督的幕府,这一选择很可能与黄氏家族擅长水利有关,他的父亲黄树?b(1700—1751)甚至写过专门的著作《河防私议》,黄易则“取其法,悉心讲求”。 清代自雍正七年(1729)以降,设北河(直。隶。)、东河(河南山东)、南河(江南)三总督,分驻天津、济宁与淮安清江浦,以保证黄淮安澜与运河通畅。东河总督总理山东、河南段黄、运两河事务,并为附属的河流、湖泊、闸座、泉源等水利设施负责。每年冬季,他们要四处勘察河干,并在春季完成。“岁修”,包括挑浚河道与修防工程;而伏秋大汛时,他。们则要主持河防事务。济宁地势起伏,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水源不足,水位也不平。衡,加之。黄运交汇、黄泛冲淤等情况,使这段运道的开挖与运营十分艰难。 在后来所写的《武斑碑》跋文中,黄易提到这一。年(1786)八月“大河恬顺”,其实此。前他刚刚经历了极为惊险的河堤抢护,在次年给友人陈灿的信中,黄易。写道:“弟客岁夏秋在豫,值河防异常。危险,竭蹶不遑。”本年豫省河工自七月中旬以后屡次报长,十五日,朝廷收到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兰第锡(1736—1797)等人的奏报:“豫省新堤各工在在危险,竭力抢护。”除了兰第锡,河南巡抚毕沅。(1730—1797)此际也督率员弁,分投抢护。直到二十。一日,节逾白露,水势才得以控制,工程。渐趋平。稳。 在开封河工效力数月之后,黄易于八月中由。河南返回山东。在经过距济宁五十里左右的嘉祥县署时,他稍事停留,翻阅县志,这。时他偶然注意到县南三十里的紫云山有一座西汉太子墓:



  石享堂三座,久没土中,不尽者三尺,石壁刻伏羲以来祥瑞,及古忠孝人物,极纤巧。汉碑一通,文字不可辨。



  县志记载这。块碑刻时,特别提到中有一孔,敏感的黄易马上意识到,碑既有穿,必是古物,于是立。即遣人前往椎拓。由。于此碑数十年前为土人从坑中拽出,横于道旁,因此没费太大的。周。折,这个月的二十三日黄易就如愿得到了拓片。碑。乃圭形,额曰“敦煌长史武君之碑”(即《武斑碑》),碑额与碑文都是隶书,不过漫漶殊甚。 武斑碑立于东汉建和元年(147),与西汉太子并无半点关联,但这却让黄易联想到赵明诚(1081—1129)《金石录》中的相关记载:



  右《汉武氏石室画像》五卷。武氏有数墓,在今济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圣贤画像,小字八分书题记姓名,往往为赞。于其上,文词古雅,字画遒劲可喜,故尽录之,以资博览。



  嘉祥。为古任城地,与赵氏之说合若符契。洪适(1117—1184)则将这些画像更精确地命名为《武梁祠堂画像》,并在《隶续》卷六摹刻了画像与题赞。即使在南宋,武梁祠画像也只有拓本流传,赵、洪二人都未曾真正到过这个祠堂,故洪适为武梁祠定名之后,自信地声称:“后之人。身履其壤,会能因斯言以求是。” 黄易就是洪适所期待的“后之人”。说起来也很凑巧,1775 年五月,黄易随。着幕主郑制锦(1760 年恩科。举人)远赴直隶南宫之。前,曾在扬州江春(1720—1789)的秋声馆观摩《唐拓武梁祠画像》,觉古香可爱,为之心醉。这很可能是黄易对金石收藏产生强烈兴趣的开端。回环胸次十多年之后,这件所谓的唐拓本也神奇地归黄易所有。




《唐拓武梁祠画像》黄易旧藏本 故宫博物院藏 《武斑碑》既已出土,武梁祠之重见天日当指日可待,黄易对此充。满信心。回到济宁之后不久,黄易于当年九月再度回到嘉祥,除了工人,这一次他还带上了三位友人,一位是济宁人李东琪,此人好古善隶书,数年前曾发现《胶东令王君庙门碑》,另两位是寓居济宁的山西洪洞人李克正与南正炎,他们对。探幽访碑也兴趣浓厚。一行人到了紫云山下,从土人那里询知山名“武宅”,又。曰“武翟”。由于代代河徙填淤,建造于汉代的祠堂早已七零八落,但。恰恰是汉太子。墓的讹传,加上雕石工巧,土人将之当作皇陵,故即便碑石纵横,却历久不毁。根据黄易的记载,他们次第剔出了《武梁祠堂画像》三石、《孔子。见老子画像》一石与《武氏。祠双阙》,这些连同先前发现。的《。武斑碑》,都曾为赵、洪二家著录。当年冬日,在写给杭州友人何梦华(元锡)的信中,黄易谈到此次访碑的收获:


 



  此间汉魏六朝碑帖埋没于土中者极夥,仅访得武氏碑三种,不足尽兴,其它已差人各处去搜矣。先拓三种呈教,余俟搜得后即拓奉清赏也。





黄易《致何元。锡》上海图书馆藏



 



  次年仲春,他。们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武梁石室后东北一石室,计七石;一石室画像,十四石;祥瑞图残石三。这三种为前人载籍所未有,黄易名之曰《武氏前石室画像》《武氏后石室画像》与《武氏祠祥瑞图》。在距离发现地一二里之外,黄易又得画像二石,因无题字,难以确定。为何室之物。 总之,黄易。与友人亲履其壤,收获极大,不仅所得画像多而且古,八分题字也极为精妙,堪称奇遇。《武氏后石室画像》的一百六十余字隶。书,黄易认为风格接近于《曹全碑》。《曹全碑》明万历年间(1573—1620)。出土于陕西?阳,百余年来一直是人所钦仰的名碑,清初周亮工(1612—1672)称之为“天留汉隶一线”,明末清初的隶书名家无不夺胎于此。黄易将画。像题字与。《曹全碑》相提并论,其所着意的显然不仅是榜。题的文献价值。 这次访碑的情景,被黄易定格为《紫云山探碑图》。此画引首“奇。文共欣赏”隶。书五字,出自李东琪之手。在画款中,黄易也提到了所有的参与者:“乾隆丁未(1787)二月十有八日,与李铁桥、李梅村、南明高至嘉。祥扪汉武氏诸碑刻,欢赏竟日而还,为。图记之。”虽说武梁祠画像的发现者共有四人,不过在后来的舆论中,另外三人却很少为人提起。而黄易选择1787 年二月而不是1786 年九月的访碑场景入画,很可能与这一次的发现为赵、洪著录所无,也更有意义有关。 当年冬日,画册寄到时任江西学政的翁方纲(1733—1818)手中,翁欣然题诗,并以不获与担石之役为歉,希望黄易再画一轴,挂到他的宝苏室中,他可以借此分享黄易等人的惊喜与。欢快。此后的1788 年、1792 年、1795 年与1800 年,黄易的这幅画又陆续征集到洪亮吉(174。6—1。809)、赵怀玉(1747—1823)、桂。馥(1736—1805)、何。道生。(1766—1806)等人的题诗。如同曾蓝莹所言,正是利用绘画,黄易让远离山东的友人以文学想象的方式参与了武氏祠的发现。 黄易并未满足于“二三同志饱嗜好于一时”,他开始。规划武梁祠的复建。这些曝露于荒野中的碑刻,牧子樵夫不知爱惜,如果不急于收护,无疑将面临再次湮没的命运。这些古物因他而出,如果置之不顾,似乎有负古人,于。是及时复原并加以保护,就成为黄易无法推卸的责任。因为与孔子有关,黄易将诸多石刻。中《孔子见老子画像》一石移至济宁州学,其余的如《武斑碑》,本来也应该与。《武荣碑》并立于学宫,但石材厚大,远移非便。在与李东琪、李克正、南正炎等人商议之后,黄易决定就地。创立祠堂,俾诸石寿世无穷,而人知爱护。



 





汉《孔子见老子画像》清拓本 故宫博物院藏



 



  武梁祠自1787 年六月开始兴工,但很可能直到1794 年才最后完成。由于黄河泛滥,汉人建造石室、石。阙之地早已淤高,有些碑石长年沉埋土中。黄易在复建武梁祠。时,决定平治地基数尺,让所有碑刻。重见天日,不留遗憾。《武氏左石室画像》即1789 年七月平治祠。基时所得,督工建祠的李克正与刘肇镛在题识中声称,他们一共续得十石,隶书一百零。六字,为古人。所未见者。这些发现再一次减少了可能的缺失,而使得武梁祠的复原成为可能。事实上,黄易进一步寻访的脚步从未停息,他认为既然《武荣碑》《武斑碑》都已出土,则《武梁碑》《武开明碑》二种“安知不尽在其处”? 与此同时,黄。易开始命。工精拓画。像与题字,广赠同好。1786 年九月,翁方纲视学江西前收到黄易所拓第一纸,到南昌后复得续寄数纸。王昶(1725—1806)、王念孙(1744—1832)收藏的拓本,也是黄易第一时间所赠。与洪适所见相比,新发现的画像缺少“休屠像”“李氏遗。孤”。“忠孝李善”等数行榜题,却多出“颜淑独处”等十榜所题一百余字,此外还多出画像多种。曾子一版内“著号来历”四字,前人辨识多误,而在黄易的精拓本中,这几个字灼然无疑。





 



汉《武氏祠画像题字》 李克正、刘镛题刻黄易监拓批校本上海图书馆藏



  尽管宋人洪适对武梁祠画像已进行过一些研究,但黄易的新发现还是。引起了学术圈的高度重视。在此后的数十年间,翁方纲、黄易、钱大昕(1728—1804)、王昶、武亿(1745—1799)、桂馥、王念孙、阮元(1764—1849)、瞿中溶(1769—1。842)等人在新拓本的基础上,从文字、声韵、名物、历史、艺术等各个角度对之进行研究与辨正。嘉定钱大昕精于考证,以余力研。讨金石,横纵勾贯,援据出入。在讨论音韵时,他据。武梁祠画像榜题中“范且”之名,论及战国秦汉人多以“且”为名,如穰且、豫且、夏无且、龙且,或加“隹”,如范雎、唐雎,文殊而音不殊。但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却将范雎之“雎”注音为“虽”,显然是误“雎”为“。睢”。胡注之误因此。碑而。得以证明。此后二十年间成书的《两汉金石记》《山左金石。志》与《金石萃编》也为此花费了大量笔墨,王昶还将《武梁祠画像》三石的图像与榜题寿诸梨枣,此举虽仿洪氏之例,但洪氏仅取画缩为上下两列,三石牵连不甚分晰,其所摹人物粗具形迹,与碑参校,全失其真。又题字另详于《隶释》,而于碑图但列人名二三。字,是画与赞离而为二,观者不能了然。而王昶则悉依原碑,画、赞全摹,且每石各层之上下。界画处山形、水纹、枣核等画虽无关系,亦依样并摹,从而完整再现了古碑刻画之式。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洪适在《隶续》中谈到汉画的内容,并称“画绘之事,莫古于此”,但翁方纲、阮。元。诸人对武梁祠画像的兴趣在于榜题文字,于画像多忽焉未作深考,王昶虽然缩刻了部分画像,却未加一语辨。正。在众多学者。中,瞿中溶。对于这些图像独。有。兴味,认为。“此刻画像甚精细,人物动作之间皆有神气,后代画。师盖无能出其范围者,实可为画学之宗祖”。道光五年(1825),他荟萃平昔所记,成《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六卷,在深入考证的基础上,特别指出武梁祠堂画像所刻古来帝王。圣贤及孝子忠臣、烈士节妇故事,目的是教诫子孙,与汉代明堂、宫殿壁画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今观《武梁祠堂画像》,每与《天问》及灵光、景福二殿赋合,而。帝王下及亡国之夏桀,又。与孔子所睹。明堂像合。



  他的看法与今日学者将《武梁祠堂画像。》解释为墓葬艺术迥然不同。





汉《武梁祠。堂画像》黄易鉴藏本 故宫博物院藏



 



  武梁祠的发现与重建,是黄易对乾嘉金石。学的最大贡献。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详尽地重构其发现过程,以及在学术圈所引起的反响,是因为它是黄易访碑活动的一个缩影:它不仅牵涉金石的信息,也关。乎拓取的行动;既体现新发现的价值,也凸显精拓本的意义;它还包罗了针对拓本的学术研究与对话,发现地的。复原与保护,访碑活动的图。像化与视觉化,以及题跋、钩摹、刊印等各种面向的文化衍。生。 有关乾嘉金石学最为鲜活而又恰如其分的概括,来自广东番禺的潘有为(1743—1821)。潘于1。772 年考中进士,任内阁中书,是翁方纲学术圈的一位重要成员。1777 年十二月三日,他在写给黄易的信中颇有感慨。地说:“可知金石亦时尚也,呵呵!”这番感。慨源于黄易向翰林院编修潘庭筠。(1778 年进士)索要《汉。校官碑》拓本,然其人所藏若干本早已为人索要一空。虽说此。一时期的文人对于拓片的追逐,尚不能用“举国如狂”来形容,但既被称为“时尚”,说明金石已不再是少数古物鉴赏家的专利,文人。间普遍流行赏玩拓片,并将之视为文化身份的某种象征。古代的金石遗文,历千百年而不灭,其间点画字句之同异,足以证经,铭勋之刻、藏幽之文,又多与。史传相表里,而书法之美。亦得以附庸。在当日的学术圈,如果一位文人对金石文字没有辨识与利用能力,等于没。有掌握与他人沟通的密码,也就无法参与到学术对话乃至时。尚话题之中。即使是作为风雅的。礼品,金石拓片在。18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也变得炙手可热。 事实上,无论是证经补史,还是裨益书学,金石遗文都是学。者们。无法漠视的新资源。翁方纲曾经这样自我解剖:“金石虽其夙癖,而大致归于二条:一则有关考据者,一则有益书法者。”钱大昕亦云:“自宋以来,谈金石刻者有两家:或考稽史传,证事迹之异同;或研讨书法,辨源流之升降。”这些看法代表了清中叶学者对金石文字的价值认知。由文字而训诂、而名物、而义理,正是乾嘉学术的基本路径。虽然乾嘉。学术的兴盛为顾炎武(1613—1682)所不及见,但其研究旨趣向新出土资料的缓慢转移,很难说。没有顾氏“采铜于山”观念的影响。至于稍后由阮元引发的碑学运动,更是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的书法趣尚、范本、技法乃至器具。 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新面世的金石遗文——尤其是突然出土的古。物,自然会耸动为一时的新闻。而我们的主角黄易,正是乾嘉金石时尚中屡屡制造轰动效应的人物。在近三十年的访碑生涯中,与他。相关的《祀三公山。碑》《汉石经残字》《汉魏五碑》《郑季宣碑》《武梁祠画像及碑刻》《熹平二年残碑》《范式碑》《衡方碑阴》《唐模武梁祠画像》等,每一次的发现、保护、收藏与刊布,无不成为乾嘉学者普遍关注的。焦点,而其中所曝露的新信息,也很快转换为学者们的新成果。 虽说金石收藏与研究是乾嘉学者的集体兴趣,但黄易的个案却有可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把握当日的金石学环境,以及一个事实存在的共同体的运。作。黄易的履历并不复杂。他字小松,又字大易,浙江钱塘人。十五岁起跟随长兄黄庭(1729—1780)坐馆湖北汉阳一带,1765 年黄庭缘事遣戍新疆,黄易旋里负米养母,但不久他又前往固安、武冈等地谋生。1770 年代初,他成为郑制锦幕中的师爷,郑时任盐大使,驻盐城伍佑场。由于扬州在清代盐业中的特殊地位,黄易也时常往来扬州。此后郑氏迁直隶南宫知县,又调清苑知县,黄易则随其迁徙流转。177。7 年秋,在郑制锦的帮助下,黄易循例报捐,获得成功,次年分发东河,效力于河工。此后的二十余年间,黄易历升东平。州州判、兰仪同。知、运河同知,并在去世前一年。两次以同知代理运河道道台事。 在友人的描述中,黄易虽。然矩步蹒跚,但说话清高刚直,行事颇有大义。他通晓水利,是一位干练的河道官员,为历任上司所倚重。但在当日的金石圈,他的本职往往为人淡忘,使人印象深刻的反而是他对金石的痴迷,以。至于不少人称他为“碑痴”:



  钱大昕题诗:二千年中图十二,合呼黄九作碑痴。



  何道生题诗:难得碑痴即大痴,生平快事聚于斯。



  魏成宪题诗:碑痴墨癖是。多才,秦汉遗文。未劫灰。



  




黄易《得碑十二图》钱大昕等题诗 天津博物院藏


 



  虽然黄易难以跻身一流学者之列—除了一些个人收藏的整理性著作,他并。未。像翁方。纲、孙星。衍(1753—1818)或是王昶那样,完成一部像《两汉金石。记》(1789)、《寰宇访碑录》(1802)或《金石萃编》(1805)那样集大成的巨著,尽管这些著作多少都得到过黄易的帮助,《寰宇访碑录》一书黄易甚至还曾深入参与,孙星衍《致黄易》云:“弟此来意欲辑鲁中古迹、金石成一志,以配齐乘,俟兄来助我成之。”黄易《致郑震堂》亦云:“因孙。观察嘱办《寰宇金石目》,急欲告成,无日不事笔札。”不过在近三十年中,黄易积累了超过五。千种以上的碑帖,其中不少宋拓旧本,因而是这个时期声名最为显赫的金石收藏家。 在黄易《嵩洛访碑图》的题跋中,王念孙曾经写道:



  秋?司马醉心金石,凡蜡屐所经,断碣残碑无不毕出,访剔之勤,?硗刂???登叭怂?醇啊 白谦慎在研究黄易生平之后也认为,黄易对金石学最大的贡。献并非他的学术成就,而是他重新发现了许多古代碑刻,并制作和收藏了大量精拓本。正是凭借着这些新发现与精拓本,黄易。与翁方纲、王昶、钱大昕、毕沅、阮元及其周边学术精英结为金石同盟,他的访碑与。收。藏活动也时刻为他们所瞩目。 曾经两次拜访黄易的钱泳(1759—1844),在比较了同时十数位金石学家之后声称,黄易收藏精而且博,四海好古之士莫不延颈愿交:



  泳窃见近日好古家如翁。宫詹覃溪,家侍讲辛楣,安邑宋氏,洛阳武氏,阳湖孙渊如,阳曲申铁蟾,歙之程彝斋、巴慰祖,杭州之赵晋斋、何梦华,海盐之张芑堂,长洲之陆。贯夫之数君者,皆当世所谓博雅之士也。观其所藏金石,搜罗且遍天下,琳琅甲乙,著录盈笥,多者至三千余种,此欧赵以后所未闻者。然就其中博采不精者有之,一。隅难遍者有之,而执事以为政余闲,能。修废起顿,补古人之所不及,如立《武梁画像》,出《范巨卿碑》,使四。海好古之士靡然向风,皆欲交于执事。



  钱泳在信中提到了翁方纲、钱大昕、宋葆淳(1748—?)、武亿、孙星衍、申兆定(1762 年举人)、程敦、巴慰祖(1744—1793)、赵魏(1746—1825)、何元锡、张燕昌(1738—1814)与陆绍曾(1736。—1795),几乎囊括了当日最重要的金石收藏家,他们大多也是黄易的直接友人。钱泳的看法代表了时人对黄。易的普遍评价,但是,居官不达而又学问平常的黄易何以成为乾嘉金石时尚中“靡然。向风”的中心?



  





文章系《古欢: 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薛龙春 著 三联书店2019-9)“引言”。